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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 CEO:成功者不是運氣比較好

February 18th, 2013

Luck

歡迎來到「創業 CEO」系列,在這個系列中,我們討論一個創業者如何教會自己成為一位偉大的 CEO,因為歷史上最偉大的創業公司,往往都是由這樣的人在領導

Welcome back!

過年的長假我與家人在加州旅行,租了台小車一路沿著 5 號從 San Diego、Los Angeles 玩到 San Francisco,十天就開了 1,000 英哩。這趟旅程我重新回味了美國生活,見了許多朋友,也得到了很多新的靈感與啟發。不知道你們的新年假期過得如何,希望也是非常充實。

今天的創業 CEO 是討論 Great by Choice 的最後一篇文章。上一篇我們聊到 SMaC,一個又像是「天條」又像是「靈魂」的管理工具。而今天我們則要來聊聊 Great by Choice 最末章的主角,一個幾乎沒有管理書認真研究過的東西 –「運氣」。

當東方遇上西方

西方哲學是很講究理性的,他們的主要目標是「解剖」這個世界,找到事物之間必然存在的種種互動、因果關係。因此兩千多年來,西方哲人的主要工作都圍繞在「邏輯化」所有事情上面,而同樣的方法當然也就被應用在管理學的研究。

但管理與物理最大的不同,是物品受到外力干擾後的反應,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可以準確被預測的,但當對象換成是人,不僅不同人碰到不同事物會有不同的反應,就連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碰到同樣的事情,都有可能出現非常不一樣的反應。所以管理學的研究雖然已經近一個世紀,但事實上一直只繞著非常表面的層級打轉,因為遲遲沒有把「人性」一併考慮進來。

相對的,東方哲學比較注重「自我」的探索,因此一直以來也比較真誠的面對像是品德、態度、待人處世等等非完全理性的題目。當然這些道理很難「傳授」,必須要靠個人的「領悟」,因此最終衍生出了很多看似「迷信」的行為 — 到廟裡拜拜祈福,其實不是真的會有神明保佑你,而是因為你心安了,自然就比較不會犯錯。

而近年來隨著全球化的過程,我們也開始看到無論是哲學、科學或是管理學,都有越來越多東方與西方在互相刺激的現象。

運氣與成功

三分天註定,七分靠打拼

從東方的角度,「運」雖然是一種無法控制的東西,但老祖宗早就留下「公式」,說我們只要多做好事,多積陰德,就可以換取更多的「福報」。當你用西方的角度去看,「做好事」與「得好運」這樣的因果或許可能有正相關,但實際上很難採集資料與證明,可想而見為什麼很少學者願意去研究。

但如果你要說運氣跟事業成功沒有關係,那絕對是完全錯誤的論點。事實上,如果你去跟所有成功創業者聊聊,他們都會跟你說運氣在一路上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

所以我們必須要研究運氣與成功之間的關係,但又不能只是叫人們要多做好事,而這次 Collins 找到了一個非常棒的角度,他去分析了 Great by Choice 七個成功與失敗的對照組公司之間,關鍵的好運與壞運事件,並且做了數量上的比較。

結果發現,在研究的數十年歷史裡面,成功組的公司平均每家得到了 7 次的「好運事件」,以及 9.3 次的「壞運事件」,相對的,失敗組的公司平均得到了 8 次的「好運事件」與 8.6 次的「壞運事件」。簡單的說,也就是成功組公司得到了更少的好運,更多的壞運。

Return on Luck 運氣報酬率

Luck vs. Return on Luck

這當然不是證明好運與成功是負相關 — 14% 的差距應該不足以解釋數倍到數十倍的市值鴻溝,當然更不是證明壞運與成功是正相關的。Collin 證明的,是無論成功組或是失敗組,他們從幸運女神那裡得到的眷顧,其實是一樣多的。

「那不是白忙一場?」你說。是,但幸好 Collins 的團隊並沒有在那裡就停下來,他們更進一步的去分析了兩種公司如何處理這些運氣事件,結果發現,原來真正的差異就在這裡。原來,當好運來臨,10 倍者們最厲害的地方,就是用力的抓住這些機會,乘勢而上,拉開與競爭者間的差距。而相對的,失敗者卻常常讓機會來了又走,最後什麼也沒留下。

書中舉了 Intel 與 AMD 這組成功失敗對照,與他們之間幾十年來的戰爭作為例子。90 年代中期,領先者 Intel 的 Pentium CPU 出現了一個其實很罕見的浮點運算問題,卻演變成了巨大的公關事件 — Intel 的厄運與 AMD 的好運,IBM 因此宣布要停止使用 Intel 的 CPU — 大家想要打擊 Intel 霸權已經很久,這給了 AMD 搶走大客戶的好機會,但結果呢?AMD 自己的 K5 CPU 卻延遲了好幾個月無法推出,最終,等得不耐煩的電腦廠又回到了 Intel 的懷抱。

這當然不是 AMD 歷史上的唯一一次,事實上,類似的狀況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所有的電腦廠都想要 AMD 更爭氣一點,讓他們可以不受 Intel 的主宰,但一次一次,AMD 都自己葬送了大好的機會。

因此 10 倍者不是運氣比較好,當然運氣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機會來了,你如何抓住它。Collins 稱這個叫做 Return on Luck,翻成中文是「運氣報酬率」,也就是把運氣轉化為實質「報酬」的能力。好運來時,10 倍者能夠最大化它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壞運來時,他們還能最小化損失,甚至把阻力轉化為幫助組織與商業模式脫胎換骨,Pivot 至更棒位置的助力。

這也就是我們東方人常說的乘勢而為, 而終於在這本 Great by Choice 裡面,Collins 用西方的研究方法,證明了它是成功者必須具備的關鍵能力。

最後,就藉這篇文章,在這裡祝福大家新的一年都有很多的好運,更重要的,都有超高的運氣報酬率。

開工愉快!

(Photo via lukema, CC License)

「創投」的真正意義

February 20th, 2012

Moore’s Law (摩爾定律):一個固定大小的 IC 上可容納的電晶體數目,每隔 24 個月便會增加一倍

如果要說近 40 年來的 PC 產業發展,包括所謂的「台灣經濟奇蹟」,它的背後有什麼靈魂人物的話,那 Gordon Moore 絕對是當之而無愧。大家最耳熟能詳大概就是他於 1975 年提出的 Moore’s Law,這雖然不是一個物理學上真正的定律,但幾乎精準的預測了過去這半個世紀來半導體產業進步的速度。

但除此之外,他其實還有兩個非常大的貢獻。1968 年,他與 Robert Noyce 一起創辦了 Intel,之後為我們創造了 286, 386, 486, Pentium 等一代又一代先進的個人電腦核心。更重要的是,1957 年,當他與著名的「8 人叛變小組」一起離開 Shockley Semiconductor 去創辦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時,鮮為人知的是,也在那個過程中也意外創造了整個創投產業。換句話說,矽谷創業者今天能夠享有這麼肥沃的土壤、領先全世界的創業環境,Gordon Moore 居功厥偉。

在 Fairchild 之前,美國的科技產業並不流行創投。Moore 原先服務的 Shockley Semiconductor,便是由 William Shockley 教授 (矽晶體的發明人) 自掏腰包成立。但 Prof. Shockley 以他近乎冷血的管理方式聞名,在應徵的時候,他給來面試的人做的居然是一連串的精神測驗,並且 Moore 本人還會親自拿著馬錶量測每個人完成的速度。也因此 Moore 等人在那邊上班不到一年,便萌生去意。

但一群才剛出社會沒多久的小夥子,哪來的資金創立自己的公司?所以他們找上了生產相機的 Fairchild Camera,並且靠著他們對矽晶體的理解和熱情成功的說服了創辦人 Sherman Fairchild,出資讓他們設立新公司。這個投資案很快的便證明是門超級成功的生意,Fairchild Semiconductor 在短短的 9 年內,便從 12 人成長為 12,000 人,營收更是突破當年的 1.3 億美元。當年的八位創辦人,也紛紛成為在半導體產業極受尊重的先進。

也因此當 Moore 與 Noyce 於 1968 年再次搭檔,自掏腰包 25 萬美元創辦 Intel 時,他們很快也的吸引來了創投的支持。而 Intel 也再次證明是超棒的投資標的,創辦後短短的兩年內就上市,為投資人贏得上百倍的報酬,也讓 Moore 和 Noyce 從此成為半導體行業教父級的人物。而在這前後 20 年左右的過程中,除了 Intel,其他從 Fairchild 週邊衍生出來科技公司,也都按照著前人設下的典範進行募資,所以從那邊,創投產業的遊戲規則也漸漸被制定了出來。

所以如果你問我 Venture Capital 是什麼?我會說它根本不是一種投資的方式,對我來說,它就是一個「Enabler」,一個是讓年輕人有機會嘗試、實現他們理想的「開門者」。它的發源是這樣,它的過去是這樣,它的未來也應該是這樣。只是「開門」這件事情,在最近這 10 年來,有非常重大的改變。跟當初的半導體/硬體產業相比,當今的軟體/Internet/App 產業所要求的創業資本,簡直就是趨近於零。這雖然大大降低了創業的進入門檻,但也同時大大提升了創業的成功門檻。

也就是說,現在一個創業者所需要的 Capital,已經遠遠超過了 Money Capital。除了錢之外,你還需要 Intellectual Capital、Human Capital 和 Business Network Capital。因為雖然你只需要一點點資金,就可以開始創業,但是要成功,你非得有大量而且精準的知識、人才和合作夥伴不可。

也因此,在三年前創立 appWorks 的時候,我們決定要「重新發明」創業投資。我們把上述創業者需要的關鍵幫助,集合在一起稱之為「appWorks 育成計畫」,接著再佐以種子資金,讓所有參與的團隊能夠一站獲得全部的 Startup Capital。事實證明這樣的模式非常有效,以從第一屆 appWorks 育成計畫「畢業」的 10 個團隊為例,兩年後的今天,還有 9 個團隊持續在追逐他們的夢想,5 個團隊已經在核心生意上開始獲利,還有 4 個團隊成功募得了下一輪的創投資金,讓他們可以繼續去放大他們的商業模式。

所以今天,我要在這裡跟大家宣布:「第五屆 appWorks 育成計畫」從現在起接受申請。我們歡迎所有想實現理想的創業者加入這個大家族,整個 appWorks Family,包括 appWorks 經營團隊、我們的 20 多位 Mentors,以及 80 多個育成過的團隊,都在這裡準備好要幫助你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創業不應該孤獨,不孤獨的團隊更有較高的成功機率。無論你已經創業一陣子、剛開始創業,或是正在考慮創業──第五屆 appWorks 育成計畫,歡迎你的加入。

(Photo via edyson, CC License)

創業與創造就業

July 5th, 2010

說到英特爾 (Intel) 能夠達成今天的 CPU 霸業,共同創辦人安迪‧葛洛夫 (Andy Grove) 大概是其中最有貢獻的人物。很多人甚至說,當年是在葛老的堅持下,Intel 才從記憶體跨足處理器,也就是說沒有當年的葛老,根本就不會有今天英特爾。不過無論如何,從他 1987 年上任執行長至 1998 年退休為止,帶領著 Intel 在市值上成長了 450 倍,所以要說他是史上最成功的創業家之一,真的一點也不為過。 (上圖:葛老被選為時代雜誌 1997 年度人物)

所以當葛老說話時,大家當然要洗耳恭聽。上周,他就在美國商業週刊 (BusinessWeek) 發表了一篇名為「在一切都太遲之前,美國該如何創造就業機會 (How to Make an American Job Before Its Too Late)」的社論,闡述當所謂的「低技術門檻製造業」外移時,對於國家未來的創新能力,還有創造就業能力,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照慣例,這樣重要的文章,我鼓勵大家直接連過去看。不過今天除了稍微幫大家整理,我倒是有很多與葛老不同的想法和觀察,以下是我的分享。

10:1 的比率

根據葛老觀察,蘋果這些矽谷科技公司,當他們每雇用一名員工來研發創新產品,就會為負責量產的機構創造 10 個工作機會。他說過去,當製造業還在美國,投資新創公司就可以間接創造許多就業機會。但現在,當生產都已經外移至中國,這個效果已經大大降低。

創新的連貫性

另外,科技產業在創新時,往往需要先前累積下來的知識和經驗。一旦某個產業外移,長期可能會造成這樣的「組織記憶」在國家中消失,因而影響日後創新的能力。他以美國的電池產業為例,過去 30 年來的外移結果,讓他們在發展綠能所亟需的電池生產技術上,落後於世界,落入苦苦追趕的境地。

硬體 vs. 軟體

但我認為葛老問題是,他只待過硬體產業,也只能夠從硬體的角度去看事情。他舉的幾個例子,像是蘋果、戴爾電腦,最終都還是在賣硬體的。他建構出來的 model (模型) 卻沒辦法解釋像是 Google, Facebook 等這些純軟體、純網路公司,成千上萬的員工都在美國,不需要把生產外包,卻還是能夠創造出非常多的價值。

創造就業還是創造價值?

更重要的是,創業家的最重要工作在創造價值,包括為客戶、為團隊、還有為投資人。而創造就業,只是創業這個活動的副產品。葛老只單單因為現今的新創公司,無法像以往一樣為美國本土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就認為應該要改變投資創業的門檻,改變關稅結構,我認為是非常偏差的觀察。

況且今日的成功網路公司,舉凡 Google, Yahoo, eBay, Amazon 等,都能夠用更少的員工,創造出更多的市值,這不但能夠提升社會整體的生產力,也能夠因此帶動周邊服務業的就業機會,例如:金融業、房地產仲介等等,我認為是不可抹滅的。

網路業的外銷能力

而另一個葛老忽略的,是軟體/網路業超強的出口能力。我的紐約創投朋友佛萊德‧威爾遜 (Fred Wilson) 日前就在他的網誌上,公布了一個驚人的數據。雖然美國上網人口僅佔全世界的 17%,但是在全世界流量最高的 30 個網站之中,居然有高達 75% 是來自美國。

萬一為了跟美國打關稅戰爭,全世界其他國家都像中國一樣,也建立起一道萬里長城,讓「生產於國外」的網站都不能進入,那美國頓時不就失去了這個超強的優勢。從這個角度去看,為了保護製造業,會犧牲其他表現良好的產業,也是葛老所沒有料想倒的面象。

國家的任務

而要解決勞動市場的問題,長期而言,國家應該提供要給失業人士的,是再教育的能力,讓他們學習新的技能,成為當今公司需要的人才。一個國家最不需要的就是讓關稅、抵制、門檻的方式,來造成社會無謂的效能損失。

所以,葛老在本文提出的觀察和數據,是值得參考的。但他的解方,我卻完全無法認同。把「投資創業」和「創造就業」畫上等號,從出發點就有偏差,而提出用「保護主義」的關稅手法來抑制生產外包,更是讓自由經濟走回頭路,最後受害的將是消費者

很可惜,葛老是我非常尊敬的創業家,但是在創投和國家競爭力的主張上面,我無法跟他站在同一陣線。

(Pic via joshb@flickr under CC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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